何莞哭得更凶，眼泪砸在笔录纸上：
“我提了一句……”
“可陶柚也说医生马上到，我一个外人哪好一直说？”
这话传到隔壁问询室，韩昭当场就急了。
“她胡说！搬礼盒数她最积极，蹲在地上调了半天位置，说这样挡得最严实，拍出来上镜！”
他脸涨得通红，忙着把自己摘干净，
“提醒送医院她也就随口说了一句，转头就掏出手机拍圣诞蛋糕，比谁都兴奋！”
他顿了顿，又补了句：
“再说了，最后点头的还是陈逾白，他都同意了，我一个跑腿的能说什么？”
一夜之间，几个人全撕破了脸。
他们坐在不同的问询室里，隔着一堵墙互相往对方身上泼脏水。
从前一口一个 “老朋友”“好闺蜜”，如今恨不能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对方头上，好让自己能脱身。
我飘在走廊里，听着里面此起彼伏的辩解与指责，只觉得荒唐又可笑。
原来他们挂在嘴边的、牢不可破的二十多年情谊，也没有那么坚不可摧。
陶家找上门时，妈妈刚办完出院手续。
来的是陶柚的父亲，还有一名律师。
他们提着两个箱子，坐在我家旧沙发上。
茶几上摆着我的照片。
陶父看了一眼，将一份文件压在照片旁边。
“孩子已经走了，活着的人总要过日子。”
爸爸没碰那份文件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补偿。”
陶父打开箱子，里面是整整齐齐的现金。
“另外，后续生活我们也会安排。”
律师把文件往前推了推。
“这是一份谅解意向，具体条款可以再商量。”
妈妈伸手拿过来。
我站在她旁边，看见上面写着希望依法从宽处理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