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去探亲？还是工作？”

“……工作。出版社的采访项目。”

“文化人啊！”大姐眼睛亮了，“好，好！那边就需要你们这样的文化人去看看，写写。”她顿了顿，压低声音，“我男人在边防团，干了二十年了。我每年上去看他两次，这次是去给他过生日。”

“您每年都去？”

“去！再远也得去。”大姐削着苹果，动作熟练，“他在那儿守着国，我得去看看他守着的人过得好不好。每次去，给他带点家里的腊肉，晒的干菜，还有……孩子新拍的照片。”

她说得平淡，我却听得眼眶发热。

“孩子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六了，上高中。”大姐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一半，“从小到大，见他爸的面，加起来不到两年。小时候哭着要爸爸，现在……不哭了，就是老问他爸什么时候能转业回来。”

“快了。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，只能干巴巴地说。

“快啥呀。”大姐笑了，笑容里有骄傲，也有苦涩，“他说了，守到守不动为止。那我……就陪着他守呗。他在山上守国，我在山下守家。都一样。”

车厢轻轻摇晃，像母亲的摇篮。大姐絮絮叨叨地讲着山上的事，讲夏天短暂的野花，讲冬天能把人耳朵冻掉的寒风，讲她男人在信里写的、那些我从未想象过的边关日常。

我安静地听着，心里那片茫然的不安，好像被这平实的话语一点点熨平了。

夜里十一点，列车开始爬坡。耳鸣出现了，像有只小虫在耳朵里嗡嗡叫。太阳穴也开始隐隐作痛。我知道，这是高原反应的初步症状。

我从陈峰给的袋子里找出红景天胶囊，就着温水吞了两粒。又拿出氧气瓶，看了看，还是放了回去——周凛说过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吸，要让身体慢慢适应。

躺下，闭着眼，却睡不着。头痛渐渐加剧，像有根针在太阳穴里钻。呼吸也有些费力，胸口发闷。我蜷缩起来，手不自觉地摸向胸口的石头，冰凉的触感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。

“姑娘，不舒服了？”对面大姐察觉到了，轻声道，“第一次都这样。别怕，慢慢呼吸。实在难受，我这儿有止痛药。”